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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冬梅,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教授。
“ 我們講中國的史學傳統的時候,常常說我們有一個秉筆直書的傳統,歷史記載之所以出現了一些重大的漏略,是因為統治者、當權者的干預。
但我想說的是,「惡不可書」其實是一種普遍性的選擇。 孙抃,作為一個略高於平均水平的史官,他也認為「國惡不可書」。不僅僅是國家的惡,父祖的惡、尊者的惡、死者的惡,其實都不可書。
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道德至上的、功利主義的真實觀。為了善和美,可以隱藏真實、犧牲真實;再往前一步,就是「製造事實」。”
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,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,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,是因为统治者、当权者的干预。
但我想说的是,「恶不可书」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。孙抃,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,他也认为「国恶不可书」。不仅仅是国家的恶,父祖的恶、尊者的恶、死者的恶,其实都不可书。
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、功利主义的真实观。为了善和美,可以隐藏真实,牺牲真实;这再往前一步,就是「制造事实」。